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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模式架构的思考与建议

发布时间:2015-11-06

——以《律师法》为借鉴
□ 张敏 王凤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加强宗教立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贯彻落实中央精神,进一步推动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需要全面总结当前宗教事务管理的优劣得失,进一步健全、完善宗教立法,不断创新宗教事务管理机制,在法治范围内、法制轨道上管理好宗教事务,努力促进宗教与社会和谐相处。对当前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在考量和推进一项工作时,都需要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学习他国可资借鉴的做法,认真回顾中国历史上这一方面的成败得失。对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宗教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西方国家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并不多,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在这方面可供今天借鉴的经验也不多。

  跳出学习外国经验和以古鉴今这个传统思维方式,我们可从其他法律条文中找出可借鉴的内容。律师进行执业有些类似于宗教教职人员开展宗教活动。规范律师执业管理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律师法》,与《律师法》相比,《宗教事务条例》在出台时注重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充分考虑宗教事务与其他社会事务管理的不同之处,严格遵循我国宗教“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对宗教界的自主权给予了充分保障,立法技巧更高;不足之处在于,篇幅较短,有些条文不够具体,有关规定不够明确,宗教教职人员的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内容有所欠缺,这些都是今后加强宗教事务管理需要考虑的,也是《律师法》可以有所借鉴的地方。

  《律师法》对宗教教职人员管理的借鉴之处

  与《宗教事务条例》一样,《律师法》也分为七章,第二章“律师执业许可”规定了申请律师执业的条件,相关的限制性规定比较多,如《律师法》第五条、第六条明确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而且要有律师事务所同意接收申请人的证明”;第十条规定“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的,应当申请换发律师执业证书”;与之相配套的《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则规定,报名参加司法资格考试必须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历年来的司法考试难度非常大,平均通过率只有15%。与《律师法》相比,为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宗教事务条例》第四章“宗教教职人员”的限制性规定很少,比如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将对宗教教职人员进行资格认定的权力授予了宗教团体,宗教事务部门只是在宗教团体认定后进行后置备案。通过查阅各全国性宗教团体出台的教职人员认定办法发现,虽然有的宗教也要求申请教职人员认定须有场所同意,但并没有限定宗教教职人员只能在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宗教活动、举行宗教仪式,宗教教职人员加入或离开某个宗教活动场所也不需要申请换发教职人员资格证书;《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规定,“宗教教职人员担任或者离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时,才需要“经本宗教的宗教团体同意,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通过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宗教教职人员申请进行资格认定的条件是比较宽松的。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我国宗教教职人员资格认定的条件也是相对宽松的,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规定,要获得宗教教职人员身份,必须接受过专业的宗教教育或通过宗教院校的考试,提出申请并且教会或教堂同意接受。

  《律师法》第四章“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明确了律师可以从事的业务以及律师执业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对律师的权益给予了充分保障,同时对其执业行为进行了约束。对这一方面的规定,《宗教事务条例》比较欠缺,全文都没有提及宗教教职人员的权利和义务。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宗教活动场所被定性为非营利性机构,宗教教职人员在场所内不能从事营利性活动,在开展宗教活动时遇到的利益纠纷相对比较少,因此在立法时,就没有考虑宗教教职人员的权利和义务,而是立足于宗教活动场所是非营利性机构的事实,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专门在《宗教事务条例中》用专章(第五章)对“宗教财产”作出规定。这是《宗教事务条例》在立法上的可取之处,充分体现了有关部门严谨认真、尊重宗教传统的立法精神。但宗教教职人员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教职人员在不同地区、不同场所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与信教群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便捷,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涉及宗教教职人员的纠纷和负面报道。有宗教教职人员与宗教活动场所之间的纠纷,有教职人员的家属与场所之间的纠纷,也有教职人员与信教群众之间的冲突。实践中曾发生过宗教教职人员不接受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拒不离开场所并四处上访,要求场所改变决定并向其赔礼道歉的情况。不仅是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场所的权利和义务也规定得比较笼统,在今后修订《宗教事务条例》时都需要考虑。

  “宗教财产”管理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及《律师法》的可借鉴之处

  除了将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定权授予宗教团体之外,《宗教事务条例》还有一大亮点,就是用专章对“宗教财产”作出了规定,这一点是《律师法》所不具备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的重视和对宗教自身性质的尊重。按照宗教传统和现有法律规定,宗教活动场所是非营利机构,其收支情况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审计和监督,宗教活动场所的收入在保证宗教教职人员的正常生活和开展宗教活动所需之后,盈余只能用于新建场所或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不能分配给教职人员个人;而律师事务所则是营利机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个人只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其收入均可以自由支配,律师事务所的盈余可以分配给合伙律师。在《宗教事务条例》该章规定中,也有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涉及到宗教教职人员的财产。按照宗教传统理念,教职人员固然要全身心地为宗教付出,不能利用宗教获取个人的收益,但教职人员毕竟也是社会人,无法脱离社会单独生存,需要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这种生活保障由谁承担、如何承担,既是宗教界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立法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目前社会中还存在少数教职人员扛着宗教和公益大旗、谋个人私利的情况,诸如假僧人、假道士借宗教之名非法牟利,少数宗教活动场所的收入与场所内教职人员个人的收入相互混淆,甚至场所的收入流入个人腰包等等,在国内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2010年,云南一寺庙方丈去世后,其出家前的女儿在2012年提起诉讼,要求继承该方丈个人名下的400多万元存款,最后法院认定这400多万元存款是寺庙的财产。出现这种纠纷,原因就在于一些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个人收入和场所收入相互混淆,法律关于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权规定不明确。目前,很多宗教界人士希望能够赋予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地位。如果允许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法人资格登记,场所在收入管理上还必须遵循法人制度的要求,严格区分宗教教职人员个人的收入和宗教活动场所的收入,并按照法人制度的要求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涉及到宗教传统,又涉及到法律原则,在今后修订《宗教事务条例》时,需要认真考虑和研究。在这一方面,《律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都是按照法人制度的要求,为保护法人的权益作出的规定,对今后加强宗教财产管理、规范宗教教职人员的收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宗教事务条例》第五章第三十二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房不得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这一条规定的初衷是好的,有利于保护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不流失、不受侵害,也符合宗教活动场所是非营利机构的要求。问题在于,现实生活中宗教活动场所在改建、扩建的过程中,可能需要银行贷款,需要建筑商垫资,都会遇到抵押问题;《宗教事务条例》规定不允许将场所的房产作为实物投资,但没有规定场所可以支配的现金是否可以用于投资,国内一些大型宗教活动场所出资成立了公司、研究会、药局等机构,甚至有传言个别宗教活动场所的资产要整合上市,这些做法是否合法,在法律上是一个空白。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允许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法人资格登记,场所作为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就会与《民法》、《物权法》、《公司法》以及《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相冲突,这些都是非常复杂又需要关注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认真审视、全面研究、妥善解决。

  (作者单位:山东政法学院、山东省委统战部民族宗教处)


                                       

信息来源:市民族宗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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